澳洲离婚率创50年新低！高房价沦为“婚姻枷锁”

高昂的住房成本正在影响那些关系破裂的人们。图片来源：Pexels

2024年，澳洲每1000名成年人中仅有2.1对夫妻获准离婚，这一数字甚至低于上世纪90年代经济衰退时期——彼时财务压力曾将许多婚姻推向崩溃边缘。

自1976年无过错离婚法出台以来，澳洲的离婚率目前已跌至历史最低点。当年，每1000名成年人中曾有超过6对夫妻离婚。

为什么现在离婚案例如此之少？既然离婚的污名早已消除，难道不应该看到更多离婚吗？

这一看似违反直觉的趋势其实有一个简单的解释：离婚变少，是因为婚姻本身变少了。但这个故事里，还藏着一个意想不到的房地产因素。

新的研究给出了另一个令人警醒的答案——高昂的住房成本正将夫妻锁定在原本可能选择离开的关系中。并非澳洲人变得更幸福，而是分居变得负担不起了。

不妨算一笔账：一对夫妻若背负着平均75万澳元的房贷，几乎肯定需要靠双份收入才能还得上。

一旦分居，一个家庭就变成了两个，双方仍各自保有工作收入，却必须想办法多养一个家。对许多人来说，这笔账根本算不过来。

如果家里还有孩子，这道数学题就更加无解——因为两个新家庭都必须留出足够空间，至少能在周末容纳孩子。

分居后的房产解决方案通常只有几种：卖掉家庭住宅，不论当下是买方市场还是卖方市场，各自重新安家；或者一位家长留守原宅，另一位搬离。

但原社区房价往往太高，也未必有合适的小型出租房，搬离的那位家长往往只能搬到离孩子更远的地方。

也有夫妻双方都转租房，从而彻底失去了原本家庭单元的财富积累能力——每一位离异人士的加入，都在给本已紧绷的租赁市场再添一份压力。

既然澳洲人早已深知租赁市场有多艰难，一个问题便浮现出来：有多少本该分开的夫妻，只是因为房地产市场让离开变得不划算，才选择了继续凑合？

租户与房主的分化

同样是离婚，房屋权属的不同却让人走向截然不同的境地。对房主来说，尽管要承受分离之痛,至少还有资产可分。

出售房产的过程无论多痛苦、甚至可能亏本，至少能换来重新开始的现金流。若安排得当，往往只需一方前任伴侣踏入租赁市场，另一方仍可留在原地。

租户面对的则是另一种噩梦——分居后往往陷入严重的住房不安全感。

租约固然可以终止，但作为单亲家长，仅凭一份收入去争取新租约却越来越难，许多人甚至面临被彻底挤出原有社区的风险。

分居后的租户面临严重的住房不安全感。图片来源：Getty

孩子们也可能因此被迫转学，给本已艰难的处境再添一层动荡。

租房合同虽然比卖房解约更快，但当合适的新出租房源稀缺时，这种“快”不过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安慰。

对房地产投资者和开发商而言，这其实催生了一个被忽视的群体——那些需要在成熟社区寻找可负担出租房的离异单亲家长。

独居的成本

高昂的住房成本，影响的不只是那些身处失败关系中的人，也在重塑那些尚未组建伴侣关系者的选择。

从经济角度看，独自生活并不理性：每个家庭都需要一台冰箱、一台洗衣机、一份网络、一个Netflix账号、一台咖啡机和一台吸尘器。

与伴侣或室友同住，这些开销至少能省下一半，人均租金或房贷成本也更低。在生活成本危机之下，这类考量比以往更加现实。

从人口和社会学角度看，单人家庭增多并不意外——这是教育年限延长、晚婚以及生育年龄普遍推迟到35岁左右的必然结果。

如今，这一文化趋势正以最痛苦的方式撞上经济现实：面对吞掉一半收入的住房成本，年轻人被迫在“找伴侣同居”“搬回父母家”和“合租”之间做选择。

真正推动家庭组建、乃至恋爱决策的，早已不是爱情，而是房地产市场。

性别、房产与经济权力

这种“负担能力陷阱”还存在一个值得细究的性别维度。

四五十岁的女性平均收入低于男性伴侣，同时还不成比例地承担着照顾家庭的责任。

这意味着她们更难离开一段经济上依赖的关系——一位年收入6万澳元的女性,很难独自偿还房贷或租到体面的住处。

房东也更倾向于选择双收入夫妻，而非一位低收入的单身母亲。

离开一段不幸福的关系,几乎必然意味着社会阶层下滑和住房不安全感的加剧,这种压力对经济实力较弱的一方打击尤为沉重。

就目前而言，多数夫妻中收入较低的仍是女性。这一格局未来或许会改变——女性在各教育阶段的表现已优于男性，e61 Institute的研究也显示，年轻女性的时薪已超过同龄男性。

但眼下,住房负担问题正把大量女性困在她们本可能离开的关系里。

这本质上是一个披着房地产外衣的人权问题。

这对房地产市场意味着什么

离婚率走低，表面上看似乎是好事——分居减少，意味着人生转折期的房产抛售也随之减少。但这种“稳定”其实是一种假象。

那些因经济原因而非情感联结而维系的婚姻，往往积累着心理压力，加剧家庭冲突（包括家暴风险），并最终走向破裂——只不过这一天往往来得更晚，等到双方年岁更长、孩子终于离家之后。

而当这些关系最终破裂时，需要分割房产的，是更年长、收入更低、赚钱能力下降,却还要面对几十年退休生活的人。六七十岁被迫卖房，与四十多岁时分开，完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处境。

政策层面的紧迫性

对政策制定者而言，这项研究传递的信息令人不安：住房政策，本质上就是家庭政策、关系政策，也是经济自主权政策。

负担不起的住房，不仅将年轻人拒于房产大门之外,还把夫妻锁进基于经济需要而非自愿选择的关系里；它把单亲家长推向住房不安全的境地，把年轻人挡在独立生活之外，也把女性禁锢在依附性的关系中。

更多可负担的住房选择,能让人们真正基于自身福祉,而非银行存款来做出关系和居住决定。

那些能切实改善住房负担能力、拓宽住房选择的政府，能做的远不止是帮助澳洲人买房这一件事。

在成熟社区增加排屋、公寓、建后出租项目、适老型住房和小户型住宅的供给，能让人们自由地组建真正适合自己人生阶段的家庭。

如此一来，离异人士可以住得离孩子更近；单亲家长能继续留在熟悉的学校和支持网络里；年轻人可以搬出去住，而不必牺牲一半收入；年长的澳洲人也能在不离开原有社区的前提下换到更合适的居所。

更多可负担、多样化的住房供给，将增强劳动力流动性、改善心理健康、缓解财务压力，并给予澳洲人一种日益稀缺的能力——基于个人偏好，而非经济压力，来决定自己的人生。

归根结底，住房政策不只关乎砖瓦水泥，它关乎能否让人们真正拥有自由，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