经济数据一片向好，为何澳洲人的消费信心却跌至冰点？

如果你只看统计局（ABS）、澳洲联邦储备银行（RBA）和澳交所的网站，你或许会觉得澳洲经济一切顺利。

经济增速稳定在2.5%，虽不算亮眼，但颇为稳健；就业增长强劲，失业率持续下降；通胀正在回落，消费支出在增长。尽管股市今年表现平平,但仍守住了2023至2025年间33%的涨幅。

事实上，经济表现之好，甚至让澳联储不得不通过加息为其“降温”。

然而消费者情绪却跌入谷底,澳洲人对经济的悲观和愤怒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——以至于他们开始转向韩森（Pauline Hanson），这位在澳洲政坛边缘徘徊了三十年的人物，怎么看都不像是能妥善驾驭复杂经济的最佳人选。

难道他们真的认为，乔伊斯（Barnaby Joyce）能担起扭转局面的财政部长重任吗？

但现实，恰恰就是如此荒诞。

澳洲人对经济的悲观和愤怒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，以至于他们正转向韩森。（ABC News: Ian Cutmore）

家庭债务翻了两倍

经济和股市强劲，与消费者情绪极度低迷并存的这一悖论，至今仍未得到化解。恰恰相反，这种脱节还在持续加深。

引发全民痛苦的主要根源是债务，而债务正是25年房价繁荣的产物——这两条曲线，每月都清晰呈现在澳联储的图表汇总中。

房价收入比已经翻倍，家庭债务也增长了两倍。

澳洲政客们似乎总也搞不明白，住房这杯“甜蜜毒药”该如何应对。

霍华德（John Howard）在2003年曾对布里斯班一位电台主持人说过一句名言：“在七年半的时间里，我没遇到任何人冲我挥舞拳头说'霍华德，我因为你让我的房子升值而对你感到愤怒'。”

这句话如今该让他仍视若神明的那个政党好好反思了——因为现在，大批民众正朝着自由党挥舞拳头，尽管理由并非“让房子升值”，而是升高的债务价值让他们的生活雪上加霜，这恰恰是房价上涨的另一面。

历届不同党派的政府都对住房问题视而不见，如今正自食其果——他们曾以为，靠减税、装装样子应对气候变化，就能安抚选民。

事实证明，这种想法大错特错。

历届不同党派的政府都忽视了住房问题，自食其果。（ABC News: John Gunn）

愤怒需要一个出口

澳洲人如今正步美国人的后尘，转向“打破体制”、反移民的怨气型候选人——只不过比美国选出特朗普晚了整整十年。

这十年的延迟，背后有两个原因：

1. 2016年时，澳洲人仍在享受全球金融危机后矿业繁荣带来的收入增长；而美国人当时仍困于2007-08年的房地产崩盘,以及因中国进口商品激增而导致的制造业岗位大量流失。

2. 那时的澳洲仍处于两党联手“阻止难民船”的政治年代——两大政党都把“非法”入境者送往境外处理，并宣称乘船抵达者永远不会在澳洲定居。这一立场直到上周仍在被强化：十几名男子不知何故登陆昆州远北的Pennefather Beach，随即被迅速送往另一个未披露的国家处理。

2016年，美国正面临经南部边境大量涌入的非法入境者，特朗普“修建边境墙”的承诺因此获得广泛关注。

到了2022年，在澳联储现金利率连续七年低于2.5%、且此前已承诺三年内维持在0.1%之后，澳洲人突然遭受了连续13次加息的重击。

与此同时，短短两年内净移民人数激增近百万。

去年房价急剧上涨,加上2022-23年间即便利率连升13次仍出现的大幅上涨,似乎都指向同一个原因——移民激增。随着债务屡创新高，愤怒的澳洲人开始四处寻找可以指责的对象。

如今房价正在下跌，降息似乎也已在望，但一切为时已晚：这个国家已经准备好接受这套反移民、“打破体制”的叙事。

背负房贷的远郊工薪阶层

Redbridge民调专家Kos Samaras是记录当下澳洲社会情绪的杰出观察者。周末他给我发来这张实际可支配收入图表，并作出如下解读：

实际家庭可支配收入。（提供：Kos Samaras）

Samaras近日写道：“如今澳洲的数字,已经与这个国家的民族神话格格不入。”

“最富有的10%家庭掌握着全国超过一半的财富，最富有的1%则持有大约15%到20%。而底层40%的家庭几乎一无所有，许多人扣除债务后净资产为负。目前澳洲的财富分配比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，而且这一差距还在持续扩大。”

他表示，一国党的选民主要来自悉尼西部增长走廊、墨尔本外北部和西部、昆州东南部通勤带，以及Hunter、Illawarra和Mallee等地——他们是背负房贷、资产负担沉重、居住在远郊的工薪阶层。

这些地方，恰恰是战后社会契约延续最久的地方，也是其崩溃被感受得最直接的地方。

他们是X世代和婴儿潮世代，曾经相信资产驱动的经济繁荣、曾怀抱通过住房积累财富的梦想。然而如今，他们背负着巨额债务,却始终等不来本该匹配的工资增长。

Kos Samaras 表示，一国党选民主要是远郊的工作阶级。（ABC News）

Samaras指出，一国党选民虽仍以盎格鲁裔为主，但第二代移民的占比正迅速上升——尤其是悉尼西部和墨尔本外郊那些二战后移民潮的后代。他们完整走完了移民奋斗的全过程,却发现自己最终仍要面对与盎格鲁裔邻居同样的薪资与住房压力。

这个群体的文化认同是反精英，而非源于某套连贯的意识形态；他们并不信奉一套系统的政策纲领,反倒本能地排斥受教育专业人士阶层惯用的语言和思维方式。这个以男性为主的群体，在X世代中给予一国党的首选投票率已高达45%。

而如同美国的民主党人和传统共和党人一样，澳洲的联盟党和工党都没能真正关照这一群体，也没能给他们留下任何值得期待的理由。

从某种角度看,选择支持带有特朗普主义色彩的一国党,本身正是这种希望缺失的体现。

最具讽刺意味的是，这群深受全球不平等加剧之害的人（这一现象早在2013年托马斯·皮凯蒂的《21世纪资本论》中就有详尽描述），最终却转向了一位背后站着亿万富翁的政客。

当然，韩森本人并非特朗普式的亿万富翁,但她得到了澳洲女首富吉娜·莱因哈特（Gina Rinehart）的支持——后者曾赠予她一架价值百万澳元的飞机,而她的政策立场也明显偏向富人。

今年早些时候，吉娜·莱因哈特（Gina Rinehart）向韩森捐赠了一架飞机。（X: Pauline Hanson）

移民成了众矢之的

在住房不可负担、债务重压、基础设施明显不足、家庭可支配收入持续下滑的背景下，政府本该真正了解移民问题的实际情况，至少也该展现出有所掌控的姿态。

然而，两者他们都没做到。

在2022年3月的预算案中，财政部预测2022-23财年净海外移民为18万人，2023-24财年为21.3万人。

结果，这两年的实际数字分别达到51.8万和44.6万——巨大的落差，当时媒体却几乎无人关注。这不仅说明政府未能控制移民,更暴露出他们根本不清楚实际正在发生什么。

这一失误，正是四年后澳洲两党独大格局走向终结的原因之一。

移民并非“经济数据向好、消费信心却低迷”这一矛盾的真正成因，但它却承受了大部分指责。